奥运与冷战！（来自伦敦的声音）
2016/9/1 9: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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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在现实和未来的和平发展道路上，有人一定要中国被迫采取不情愿或不愿意看到的方式去应对挑战，中国也将别无选择，并坚定决然地向前迎击。当然，无论事态发生何种演化，中国为争取和平发展的和谐世界这一目标永远不会改变。
原标题|黎丽：奥运与冷战
内容摘要：奥运的和平公正精神与冷战的冲突对抗表明了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相处的两种方式和走向。目前发生在中国周边及南海的诸如仲裁、萨 德部署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当今某大国的冷战思维所形成的霸权战略的产物。这种冷战的战略企图是以阻击、打败或延缓中国崛起并继续把持自身的全球战略优势地 位为目的的，以便最终让世界皈依到一种单一性的西方普世价值上去。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西方这种冷战战略思维的理论表现。中国的和平发展观念与 奥运的公平精神是相通的，中国文明和文化中的一系列以“和”为核心的观念，具有协调和化解不同文明和文化分歧的实际功能和历史经验。所以，在世界文明的发 展中，中国崇尚的“文明的和谐”较之赛氏的“文明的冲突”应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而此点也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对自身的制度、理论、 道路，特别是文化这四个方面能有充分自信的底气。
一
里约奥运去了，但闭幕式上烟花和旗海的狂欢场面依然历历在目：那一时刻，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没有竞赛，不谈奖牌，不必相识，同心共笑，汇成一幅温馨和谐、五色斑斓的海洋……
当我们的眼光重回这个世界，一切便全然不同了：中东的战火烽云，欧洲的军演对峙，东北亚的无声对垒……这些与奥运形成强烈对比的景象，使我们眼前不由蹦出那似远又近的两个字：冷战！
奥运和冷战是两面不同的旗帜。前者彰显的是的和平、合作、公正、团结；后者则表明不同国家和文明及其人们之间的冲突对抗。奥运四年一届，而冷战却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萦绕不去。不无遗憾的说，即便在燃着圣火的奥运场地之上，某些有着强烈冷战气息和意味的阴影也或隐或现。
当今的世界和人类应当迈向何方？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该怎样相处？是像奥运精神那样携手合作？还是各执冷战思维而作零和博弈？
人类世界是由多元文明和文化组成的，而每一文明和文化都有其值得尊重的起源和价值。奥运的旗帜之所以能感召五洲万众，就在于能平等尊重和对待那些来自不 同文明和文化的人们（甚至是无国籍的难民），使他们在一个公正的起点上和平竞技，并在互相尊重和欣赏之中展现各自的辉煌。
我们看到：奥运精神不承认霸权，不承认单一种族或超级国家自来的优越。比赛时，大家都站立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跑手能仰仗自己国家有更肥胖的导弹就率先起跑；而在领奖台上，也没人能因为自己身后有第一世界的超强地位就伸长脖子要求佩戴更多的勋章。尽管现实的方方面面不乏疵齾，但奥运精神的最大公平之处就是没有单极霸权，一切都要明明白白地亮明在天空下。那些曾在历史上跑得快的，一定要以和平公正的方式和今天赶超的后来者做公平的比赛竞争，这里既不容自立规则胡乱仲裁，也不许靠赛场之外的挥刀弄棒来试图保住自己的昔日记录不被打破。只要谁干预，谁违反规则，其丑行也必被天下人所揭露与耻笑，反而得不偿失。
奥运的形式本身就是对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一视同仁和尊重。对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80年前的柏林；尽管当时希特勒本意是借奥运赛场来张扬某类人种的伟大，但 面对美国黑人欧文斯突然的光芒四射，他也只能是悻悻怏怏拂袖而去，他有权躲避握手道贺，但却无法在奥运的赛场上阻止欧文斯发光。这就是承载着平等观念的奥 运精神。不久前在里约，即便是有一些令人遗憾的影子作祟，但我们同样见证了众多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获奖者接受全场欢呼的场面。这是一个象征：人类文明的成就是来自不同文明和文化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大家公平展示，和平竞争，彼此欣赏，共同进步，这就是奥运应承载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应有的潮流和风尚。
二
从中国的视角来说，我们文明中崇尚的“天人合一”等系列理念，自来就与奥运精神息息相通。我们从古代的张骞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再到今日的“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对外热爱和平、希望与不同文明和国家互利共进的诚心和意愿。
回首世界史，中国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曾向域外极大地扩展自己的版图。是中国人在历史上没有征服的机遇和能力吗？
如果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西方文明版图扩张的机遇和节点，那么我们今天就有理由仰望一下比哥伦布早几十年的郑和船队，看看其在当时的航海大时代有着何等 宏伟的规模和阵势：27,000多人，200条船，其中60多艘大宝船身长135米……而反观哥伦布的船队呢？87人，3条船，船长23.66米，只达郑 和宝船的六分之一……
解读这一历史事实的含意只有一点：那就是在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中，没有那种扩土占地的“攻掠”传统。长 久以来，中国人向天空放的是风筝和烟花，在陆地上修的是用来自“守”的万里长城，当西方进入海洋扩张时代之际，中国却在实行“禁海”，中心思想还是一个 “守”字。中国的这种守土观念一直在延续着，即便是二十世纪，从九一八到三八线，中国进行的战争都是在应对和抗击外来的侵略和进攻。
尽管中国素有爱好和平的守土传统，但在近代历史上的遭遇，却尽是那些远来炮舰的轰击和欺辱。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大炮轰开的记忆，是中国的世纪之痛。
如今，正当中国要和平崛起的时刻，我们在九段线内的南海，又目睹了那不曾陌生的一幕：又是那些不请自来的远方炮舰，在靠近我们南海岛礁的海天近处摆着扬威耀武的架势，而旗幡上高悬的漂亮口号却是保护“自由通航”和应对“中国威胁”。
今日之南海可有中国威胁否？多年以来，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种瓜种菜，建立灯塔，每年在南海通行的10万舰船，在平风静浪的航行中从未曾遭遇过任何麻烦袭 扰，所以，何劳那远方来客的保护？此外，虽然在南海划界方面尚存争议，但在沿岸国家业已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内，南海的平静安宁已被有效管 控，又岂需那些遥远的局外之人到此拉台唱戏和妄言关切呢？
实际上，近日南海之风起云动，正是被那“重返亚洲”的局外人着意骚搅起来 的。为使中国不能在文明崛起的路上“自由航行”，于是就在中国的周边和南海，开始精心导演出一系列闹剧：购岛、自由通航、“中国威胁”，海牙仲裁，萨德部 署……当然，破折号后面一定还会有许多奇葩异卉在等着登台竞放。
说到萨德，我们不禁要向这位萨德的导演发问：54年之前，当有人把导弹部署到你加勒比海后院，你的反应是不是强烈到不惜冒着按动核按钮的风险强逼对方撤弹？那时的你是不是在向全世界高喊部署导弹是“蓄意的 挑衅和对现状作出的毫无道理的改变”，是“不能接受”，是“对世界和平和我们两国之间稳定的关系的鲁莽和挑衅性的威胁”？你是不是向对方呼叫“放弃这种统 治世界的行径”？而今半世纪之后，你却扛着萨德导弹到中国的家门口摆放，我们把你54年前的呼喊原文奉还，你不觉得真是一语中的吗？！
同样讽刺的追问还有：是谁在二战时以主要参与制定《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方式把南海主权交还于中国？如今又是谁在自打嘴巴地组班拍戏、以非法仲裁来质疑中国的南海主权？而又是谁在戏码中携手那个在二战中劣迹斑斑亚洲演员、以最高分贝热炒“中国威胁”？
说到“中国威胁”，我立时想起121年前欧洲的一个皇帝构思的那幅俗名“黄祸图”的版画，画中一尊坐佛周身裹着燃烧的滚滚烈焰正跨海向欧洲冲来，而几个象征欧洲各国的看似善良淑女的人物，则姿态优雅地站在临海的岩石上，忐忑地张望着这可怖的一幕……
把此画与历史实景比对一下足以令我们拍案叫绝：该图出世的1895为何年？是中国被画中的那些人打得百孔千疮之时，正是那一年，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中国 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钓鱼岛问题也因之源起）。那时，哪有什么淑女模样的欧洲列强在自己家门前忐忑自卫？他们全都忙着跟中国在 签订定各种不平等条约，而前后仅仅几十年时间，签约数量就达至三百多个！而即便在这种中国被人挖骨断筋的时刻，远在欧罗巴的那些创思无限的天才头脑，依然 能构想出如此梦游的奇画，并配上如此梦游的标题：“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听听这些历史的回声，我们才能明白：这种颠倒黑白的传统和渲染中国威胁的荒诞老调，今昔之间何其相似乃尔！
的确，历史和今天有着很多的相似：中国依然还是守在自己的亚洲土地上，那些开着大战舰的人们还是从远方不请自来，嘴上也还是不亦乐乎地哼着中国威胁的梦呓……
同样，历史和今天也有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今日的中国，已不是百年之前的那个可以任人宰割的中国了。
三
我们拨开中国周边及南海兴起的一系列的波诡云谲，可以看到其后面隐然贯穿着的一条清晰的战略伏线，那就是凭着精心搅动起来的前后呼应的层层波澜，借势形成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以便阻击中国崛起并继续把持住自身的全球霸位。
无疑，这是一条冷战的战略，一个无视和平的战略，一个追求文明及文化对抗的战略，一条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奥运精神完全不同的冲突战略，一个与中国寻求的“命运共同体”与“和谐世界”全然反向的战略。
在当代西方，这种寻求地缘政治战略优势的想法有其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根源，美国哈佛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著述的《文明的冲突》，就是这种冷战战略思维一个 典型的理论表现。虽然在西方国际政治术语的层面上，赛氏言称冷战已不复存在，但实质上他所谓的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应当是冷战的一种更长久和更深层意义上的 延续。而在赛氏所述的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中，中国已然被置于与西方文明相对抗的一方，我们从这本书在西方如此流行和赛氏在美国国际政 治界的非凡地位，就可以领悟到这种冷战的战略在西方的政治、社会和外交决策中何其重要。
但是我们要问：西方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本质和内涵真正了解吗？将中国视为冲突对手的定位准确吗？难道西方的文明和文化一定要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进行你死我亡式的 零和博弈吗？难道在各种文明和文化之间，不存在那种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可能吗？难道人类的未来，只有在冷战中让所有其他文明的价值观都退出历史舞台，而 只留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一花独放吗？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和塞缪尔•亨廷顿持有全然不同的答案。
中国文明在世界发展史上从来就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和为贵”的理念自古就深植于中国文明的核心部位，并一以贯之地延至到今天的新中国。从万隆会议的“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日习近平主席反复宣示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传递着期望与其他国家在和平中共同发展的愿 望和信念。
尽管中国愿意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而中国自己在这方面也有良好的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但那些抱着冷战思维的 人们，似乎对中国的发展意向始终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狐疑和猜忌。他们有的或许过多回味着自己国家崛起时的那些刀光火影的征服体验，觉得这才是发展的有效正 道，有的可能因为自己的那些不太久远的历史记录满是不堪之色，所以他们依照自己的历史经历和现实推想很难相信中国崛起会不走他们“丛林原则”的旧路。他们 已深陷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里不能自拔。
正因为这种冷战思维在西方的第一世界中严重存在，所以对中国来说，尽管和平发展永远是崛起的方向和第一选项，但中国也必须要做好因应其他前景的充分准备。中国一百多年的历程告诫我们：和平或是冷战的世界前景，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和诚心祈告所能求来的，而是用保卫和平的意志、勇气、奋斗和实实在在的力量搏取到的。如果在现实和未来的和平发展道路上，有人一定要中国被迫采取不情愿或不愿意看到的方式去应对挑战，中国也将别无选择，并坚定决然地向前迎击。当然，无论事态发生何种演化，中国为争取和平发展的和谐世界这一目标永远不会改变。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理论和哲学上是根基不牢的，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的全部视野和眼界只有欧洲文明。行文之间，他把欧洲文明的现代全球化看作是世界文明进化的最高终结阶段，并把人类世界发展的理想前景以欧洲文明普及世界为最高目标。
这种出发点能解决当今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问题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就世界的文明和文化的多元和多样性现实来看，以一种文明战胜或取代所有其 他文明和文化的想法和实践只能引起各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冲突”本身在面对当今世界各种不同文明和文化的现实和未来的问题上是无解的。
赛氏文明冲突论的偏颇是显见的，因为各种文明之间在世界的发展史上不仅有冲突，而且有相互借鉴与合作共赢，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不仅有成吉思汗和八国 联军的战斗，也有茶叶、瓷器、钟表和二进制的故事。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不仅有十字军的几世纪的征战，也有天体的地球仪、阿拉伯数字和前者在文艺复兴 前对后者有过的五个世纪的学术滋养。
赛氏代表不了全部的西方，此刻我不由想起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和哲学家罗素。汤恩比在晚年曾说过：“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而罗素——这位曾被孙中山冠以“唯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在94年前也曾表达过相似的见解：“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夠被全世界 采纳，地球上肯定會比現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这是具有深刻智慧和文明眼光的伟大智者对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的极其深刻的历史洞见和认知。
汤恩比和罗素以自己卓越的历史经验和哲学智慧，看到了解决赛氏提出的文明冲突问题的一种现实方案，那就是在中国文明和文化中存在的那种“天下主义”的精 神；因为在“避免人类集体自杀”这种不同文明和文化的零和博弈和冲突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此 上汤恩比所说的“独特思维方法”，就存在于中国文明和文化里“和”的系统理念之中（习近平主席对“和”的内涵有过“四观”的阐述：即和，蕴涵着天人合一的 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至此，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作为古文明中唯一一个能连续延续至今的 文明，正是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能够调和化解不同文化分歧的理念和宽容的精神，而这种多元文明和文化和平共处的理念，应当比西方那种一定要让世界皈依到一种 单一性的普世价值之中的想法，更显得公平、正义、亲和，普适，所以也更易于为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所接受。
中国对自己的天下主义的文明精神有充分的自信，对世界各种文明有同等的尊重，中国信奉的不是冲突，而是和谐和包容。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将与所有热爱和平发展的国家一道，努力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伟大时代潮流。我们坚信，未来地球的图景：将是奥运会场上不同文明的携手欢呼，而不是一个冲突的冷战世界。
作者：黎丽（本文系作者投稿）
来源：环球之音
黎丽，旅英籍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现任旅英文化学会主席，上世纪九十年代定居伦敦。曾在《人民日报》和《美术》等海内外报纸杂志发表文章近百篇，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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